不久前，一部香港TVB纪录片《没有起跑线？》展现了香港教育生态，无论是怀孕时就开始积极胎教、为孩子将来择校而奔忙的孕妇——

还是连幼儿园都要上两间、放学后还要用课后培训班占据小孩所有时间的“虎爸虎妈”——

以上种种，想必都会让人印象十分深刻。

在地域不广、人口却密集的香港，为了能让下一代在升学竞争中获胜，许多家长可谓拼尽全力，小朋友过得也是“苦不堪言”。

而下一代对学习的无比重视与全情投入，也的确换来了香港儿童在各方面的卓越表现。

在连续几届的“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”（简称“PISA”）中，香港孩子的成绩都名列前茅，颇为亮眼。而在最近一届测试中（2015年），72个国家与地区约有54万名学生参加，香港儿童则一举拿下了数学与阅读的“亚军”，哪怕在略为薄弱的科学单项中，也成功入围前十。

这个成绩无疑是让人骄傲的，可香港的教育学者却并未停下反思与追赶的步伐，因为他们看到——有人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。

一个是上海学生，在2009年与2012年连续两届PISA测试中，均夺得所有科目的冠军。

另一个“竞争者”是芬兰，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，却在PISA测试中连年傲视西方“群雄”，成为欧美国家中表现最好的那个。

对于坚信本地学生已在学习上付出100%努力的香港教育家来说，这个结果是让人好奇的。

芬兰和上海的同龄孩子们，每天都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又是怎样的教育模式，让他们能够从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？这背后又有哪些启示？

这些诘问，就此构成了香港Now TV制作的三地教育对比纪录片《经纬线》。而在香港人的追问和思考中，那些始终隐藏于迷雾后的教育真相，也在对比与借鉴中逐渐清晰。

芬兰、上海、香港的小学生

如何度过他们的一天

三地教育的区别，从比较孩子们的一天开始。

出现在片中的，是三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——上海的思毅，芬兰的Kaius，香港的俊浩。

他们的一天，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？

清晨六点半，香港男孩俊浩起床上学了。他睁着朦胧的睡眼，满脸不情愿，和每个深受学校与补习班“折磨”的香港孩子并没什么两样。

他面临的，又将是全身心投入学业的一天。

出门前，摄制组问俊浩，“什么才是好学生？”

俊浩想了想，认真地背出了学校的校规。

差不多同一时间，上海小姑娘思毅也在家中收拾洗漱，准备上学。在晨读结束、做完广播操之后，她将于8:40迎来第一堂课——英文。

思毅在学校的每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，一天八堂课，中午午休的时候会写一写作业。

在问及“为什么要上学”时，小姑娘笃定地说：“好好学习，长大才有出息。” 而在她心中，“好学生”与“好成绩”之间就是一个大写的等号。成绩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好学生。

上午9:30，思毅正在学校操场上准备上第二堂课——体育。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芬兰，Kaius却正在冰天雪地中与小伙伴们打雪仗。

提起学校，Kaius会给出“有趣”、“好玩”、“有很多朋友”这样的描绘。从一年级开始，他就被鼓励独自上学放学。他从未觉得上学有多么可怕，而认为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旅程。

上午十点钟，Kaius会在学校上一节数学。老师用游戏与讨论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，可真正授课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半，另一半的课堂时间，是大家自由练习或向老师提问。

Kaius在课上提前完成了本节课的数学练习，他询问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应该做什么。老师告诉他，可以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。

数学课结束后已是11:30，也到了孩子们的午餐时间。大家涌向食堂，挑选着自己爱吃的食物，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块儿说笑打闹。

而在中国上海，思毅一直等到12:30才终于开饭。吃过午饭后，她开始在午休时间做题，由于午休期间老师会一直在教室里监督，思毅可以随时将做好的作业交给老师批改指正。

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，在同学们午间做作业的过程中，守在教室里的老师一直在口头提醒着大家的做题进度——“第一梯队做完了”、“第二梯队也要结束了”…… 如此一来，孩子们个个都奋笔疾书，谁都不想成为最落后的。

Kaius下午的第一节课也是最后一节课，是芬兰文。他被要求团队协作，共同设计一个报纸专栏，Kaius和同学很快就写写画画了起来，彼此之间有商有量，齐心协力完成这份工作。

下午两点半，Kaius放学了。他开开心心地回到家，不急着写作业，而是玩起了游戏。

而这一玩，就是整整两个小时。

就在Kaius与朋友沉浸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时，香港的俊浩终于放学了，他的一天其实和思毅大同小异，基本上就是上课与写作业。

只是，他在放学后还来到了补习社，除了完成学校功课，还要在这里多做几份作业。

在做作业的过程中，补习社的老师经常会突然“扔”过来一份卷子，用命令式的口吻让俊浩做完，俊浩没有任何异议，“来者不拒”。

到了晚上七八点，埋头功课好几个钟头的俊浩终于做完了所有。他小心地询问老师是否可以走，在得到肯定答复后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几乎同一时刻，上海女孩思毅也在家中做完了所有功课，这花了她一两个小时，思毅的学习态度很认真，从复习到预习一项都没落下。

此时，思毅妈妈仍在加班，还未到家，她便自己弹起了钢琴。听妈妈说，学好钢琴或许会对升入好学校有所助益，因此需要勤勉练习。

和俊浩、思毅的作业情况相比，Kaius的作业简直少得让人嫉妒。在玩了两个钟头游戏、又外出学了吉他之后，Kaius终于利用吃饭前的半个小时做完了所有作业，Kaius的爸爸则一直陪伴在侧，随时给儿子提供辅导。

Kaius爸爸回忆了一下，儿子的作业从来都是以“分钟”来计算，而且他一直都会“陪写”。

吃完晚饭后，又到了游戏时间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。Kaius爸爸相信，游戏是锻炼孩子动手动脑能力、培养输赢意识及增进家人感情的良好途径，这也是一种学习。

不到晚上九点，Kaius就在妈妈讲故事的声音中甜甜睡去，明天，又将是快乐学习的一天。

此时此刻，上海女孩思毅的妈妈终于到家，开始给孩子检查作业，忙完这一切后，才准备冲凉睡觉；而香港男孩俊浩则开始了一天中唯一的娱乐时光，窝在家里看电视、打游戏。

一天有十二个小时都在上课与做作业的俊浩告诉摄制组，如果他可以选择，他情愿每天呆坐在家中打游戏，因为“学习真的好累”。

芬兰教育如此拔尖

它的秘密其实很简单

看完上海、香港、芬兰三位小朋友的生活对比，芬兰教育的显著特点会让人难以忘怀——课程少、作业少、形式新颖、强调合作……

而根据芬兰教育法规定，芬兰学校的每周授课时数不得超过35个小时；在香港，这个数字却已超过62个小时，快要达到芬兰的两倍。

从2000年的第一次PISA评估开始，芬兰就一直领先于欧美各国。在2003年的几项测试中更是将全球第一、第二收入囊中。考虑到如此之少的课程时间，这个表现就显得尤为惊人。

可是芬兰孩子明明是没有怎么学习的样子，怎么就能超越一众西方国家、屡创佳绩呢？

这个答案很简单，就在于快乐与公平。

从踏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芬兰学校都没有什么公开考试，唯一的大考只是为了大学入学。在学校里，哪怕偶尔有小测验，也是为了了解孩子的学习进度，方便后续的课程安排，而不是为了竞争与排名。

老师们更希望培养孩子对学习的浓厚兴趣，在自由快乐的氛围中，将学习内化为一生的事。

在芬兰做交换生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慧仪说，香港教育的成绩，是用孩子们的血汗泪堆出来的，而芬兰教育的成功，则是在欢笑中诞生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慧仪参观了芬兰一间公立小学，她惊奇地发现，在小学一、二年级，老师并不会讲授什么深奥的知识点，而是通过游戏鼓励孩子探索世界、对学习保持好奇。

到了小学高年级，开始有具体知识的传授，但依旧保持了游戏的形式。在课堂里，老师永远扮演的是倾听者与支持者的角色，让学生主动思索与提问，让学生主导自己的学习。

习惯了应试与竞争的慧仪不由得问那所学校的校长，这样完全放权给学生，万一他们学不好怎么办，又该如何应对将来的升学压力？

校长则答道，在芬兰，并没有“名校”的概念，由于国家对公共教育的大力支持与投入，每间学校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几乎都是均衡的。

“97%的孩子都会入读差不多的公立学校。”

关于学习的好或不好，校长认为这本来就是个悖论。“每个孩子都有擅长的领域，会在那个领域发挥最大的潜力。” 校长说，“学校存在的最大意义，就是帮学生找到自己的路。”

这也是为什么芬兰学校课程少、作业少、无考试，因为“少即是多”（less is more），在懵懂的童年阶段，孩子无须去硬拼，做无谓的比较，更不需要弱肉强食，不需要提前透支智力，而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自己，释放潜能。

这一点也获得了芬兰家长的支持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下一代的成功不是由学业成绩或赚钱来定义，而是找到自己的热爱，“享受生活”。

良好的教育除了催生出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学生，更孕育了一批热情洋溢的教育工作者。

在芬兰，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，也是门槛极高的行业。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老师，必须要在高等学府教育学系修读完硕士，并通过层层考核，方可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。

即便有着较高的从业要求，教师依旧是许多芬兰年轻人心中的职业首选。从小到大的学校经历，也让他们对这个职业充满了敬重与向往。

而另一个吸引他们的，则是极高的自由度。

芬兰教师并没有教学大纲、教学进度或课程安排的严格限制，而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，自由选定教学主题与教学方式，而这其中，就给了教师很大的自由度与发挥空间。

一位芬兰教师说：“当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设计与创造，对教学的热情，自然会高涨。”

老师全心全意地为学生而奉献，深受感染的学生也在心底把老师视作未来的榜样。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教育来说，正是一个良性循环。

也难怪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国，能创造出全球第一个网页浏览器、第一个手机讯息系统，曾风靡一时的Angry Birds，也源自这里。

正在创意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不断奔跑的芬兰，背后矗立着一个人人都能发挥最大价值、学生快乐学习、教师快乐工作的全民教育体系。

在改革中摸索前进的上海

过去十年以来，香港教育局曾多次出访芬兰，向这位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取经。一些先驱者也已经开始将减少授课、考试、作业的芬兰模式引入到自家学校，带来了一些显著改变。

芬兰艾斯堡市教育文化厅厅长Christina在访问香港的一次旅程中发现，一些香港学校的课堂模式像极了她的祖国芬兰，更强调快乐学习与平等互动，在了解到香港儿童巨大的学业压力之后，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。

倡导教育改革的香港小学校长陆梁淑贞提到，为香港孩子减压是势在必行，但亦有阻力。

“学校发生改变，家长是第一个跳出来干预的，他们要看到考试、看到名次；而教育局也怕改革激进，影响学生和学校的整体质素。”

在习惯了升学竞争、埋头苦读的香港社会，给予教育工作者的空间、信任乃至对未来改革的专业判断显然是不足的。没人愿意冒险。

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上海，这个曾蝉联PISA冠军的城市，一方面保持了勤勉学习、不惧竞争的“传统”，另一方面也在改革中摸索前进。

上海孩子无疑是刻苦的，家长对孩子学业的重视程度也丝毫不会输于香港。华人族群似乎有着这样一种天然动力——我们的社会是“淘汰机制”，为了不被淘汰，所以发奋努力。

然而，当上海从2000年开始推行以“减负增能”为目标的课改，试着引入更多西方教育模式，充分挖掘孩子个人潜能之时，却遇到了不少忧虑与反对的声音。

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，是本市教学改革的先锋之一。它践行“不给低年级孩子留作业、给高年级孩子留少量作业”的原则，希望留出更多时间给孩子阅读、发展兴趣爱好。

为了让孩子们爱上学习、快乐学习，学校还购置了一辆大巴车作为教室；并停止周五下午的课程，让学生参加模拟超市、银行、消防员等种种趣味活动，将学习与娱乐融合在一起。

许多家长觉得学校的课程十分新颖有趣，看着也欢喜，也的确感受到课程少了、作业少了、考试也不那么频繁了，可这也让人心里发虚。

有的家长觉得不踏实，学校不留作业，自己就从市面上网罗习题，“找两张卷子做做”。

有的家长等孩子一放学，就送他去补习。

更有家长大倒苦水：“减负减负，后果自负。”万一将来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怎么办？

对于家长而言，所谓“PISA冠军”并不能让人感到安心，始终萦绕于他们心头的，还是“考名校、找工作”，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。

资深媒体人白滔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，许多在中国做教育创新的人，往往遇到无尽艰辛。其中家长的不理解与孩子的不适应，尤为突出。

就算入读效仿西方理想模式的幼儿园或小学，多数孩子高中毕业后还是要参与高考的厮杀。大环境不变，小范围的变革依旧显得苍白。

这也是纪录片中许多支持改革的教育工作者吐露的心声——“一切都不敌高考的压力。”

但这恰恰应该是此类对比纪录片最大的意义所在，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。

上海、芬兰、香港，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，它们生而不同，也注定成为不了彼此。但有一点却应是共识——那些禁锢于自己陈旧、封闭的赛道上的人，只会离真正的教育越来越远。

而理性评估每一种教育体系的优势和劣势，认真寻找与自己最匹配的教育模式，才有可能走得最长远。

版权归精英说所有，精英说是全球精英、留学生的聚集地。每日发布海内外前沿资讯，这里有留学新知、精英故事及美国街头访问，全方位为你展现真实的海外生活。欢迎大家关注精英说（ID: elitestalk）。